学生运动与宋朝政治
文 l 王曾瑜
宋朝的学生运动确是在中华古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论述不少。如台湾学者王建秋先生撰有《宋代太学与太学生》[1]的专著，较近者如汪圣铎先生著有《南宋学生参政析论》。[2]但是，古代的太学和太学生也与一切社会现象一样，不可能是单纯的光彩夺目的金色，而必然混杂着各种各样的色彩。本文力图从多种角度论述宋朝的太学生。此外，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单纯谈论太学生，也是不够的，首先就必须对宋朝的所谓“三学”和“京学”，作一考证。《宋代太学与太学生》王建秋先生著一、宋朝三学和京学考宋初看来并无“三学”之称，武学与太学或称“文、武两学”，[3]更多的则称“三学”。大致始自宋神宗时，正式设立武学和律学。《宋史》卷164《职官志》大医局称北宋的“三学生”为“太学、律学、武学生”。《宋朝诸臣奏议》卷79程颐《上哲宗三学看详条制》相同，这已是北宋后期的概念。《宋史》卷157《选举志》说，医学“常以春试，三学生愿与者听”，即是指此三学。南宋初，抗金名臣宗泽辞世，开封城的“三学之士千馀人为文以哭”，也应是指此三学。[4] 绍兴时恢复的学校，主要是文、武两学。绍兴末期，“太学录刘甄夫、武学谕叶怀忠等以皇太后新年八十，率两学生上表称贺”。[5]“中书舎人洪遵等言：‘太学、武学、临安府学诸生以皇太后圣寿八十，上表称贺，文理可采。’诏两学大职事十六人并永免文解，两学小职事四十五人，府学正、录三人并免解一次。”[6]可知当时已无“三学”之称。尽管绍兴十四年（公元1144年），已重建宗学，[7]但宗学并未取得也太学和武学平列的地位。临安另有“府学”，也称“京学”，[8]但似被宋人视为地方的学校，与中央的学校不同。宋代太学平面布局图宋宁宗嘉定时，出现了太学生、宗学生和武学生，即“三学”论政的情况，这与北宋的“三学”有异。[9]宋理宗后期，冯去非“召为宗学谕。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三学诸生叩阍，言不可。帝为下诏禁戒，诏立石三学，去非独不肯书名碑之下方”。由此可知，三学应为太学、武学和宗学。[10]但在崇尚文治的前提下，武学的地位显然不能与太学比肩。《左史谏草·左史吕公家传》亦称“太、宗、武学诸生”。《梦粱录》卷4《解闱》载“三学生员”为“太、宗、武学士人”。《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祐四年十一月乙巳所载，三学亦为太学、武学和宗学。《隐居通议》卷31《前朝科诏》记录南宋末期咸淳七年科考，有“二月十八日，引试三学泛免一场。二月十九日，引试京学频申一场。二月二十日，引试京学零分一场”。可知京学不与三学相提并论。故程公许说：“京学养士，其法本与三学不侔。”[11]但有时也合并称“四学”。[12]二、“无官御史台”从今存史料看来，太学生糠秕时政，褒贬政要，大致始于宋神宗时。据《林希野史》说，苏颂之子苏嘉“在太学”，撰写策文，针对变法，“非毁时政”，激怒王安石，罢免一批学官。[13]宋神宗说：“太学生好雌黄人物，虽执政官亦畏其口。”宋人认为，“‘无官御史台’之号恐自此始”。[14]当时处分了一批与太学有关的官员。沈季长“坐受太学生竹簟、陶器，升补内舍生不公”。[15]官员王沇之“坐受太学生章公弼赂，补上舍不以实，罪当徒二年”。余中“坐受太学生陈度赂，罪当杖”。范峒“坐为封弥官，漏字号”。[16]但到宋哲宗元祐时，左正言丁騭奏：“太学之狱至于六、七，而沈季长、叶涛、王沇之、叶唐懿、余中、沈铢、孙谔、龚原、周常等无辜被罪，太学生非理而死者不可胜数。”[17]宋神宗时“太学之狱至于六、七”，固然多少反映太学中的腐败，但镇压异论，亦无可疑者，故“太学生非理而死者不可胜数”，当是事实。宋徽宗崇宁时，四川太学生雍孝闻在殿试中“力诋”蔡京兄弟“及时政未便者”，被流放而死于海南岛。[18]大观时，太学生陈朝老上书说：“蔡京奸雄悍戾，诡诈不情，徒以#123;才大器自处，务于镇压天下”。“厥今官爵冗而非才杂进，财用竭而妄费无已，恩泽滥而侥倖成风，科配苛而农民重困，释老盛而寺观兴，修造多而土木耗，宦竖纵横而权移小人，学校纷更而士失所业，谀佞成俗而上不闻知，恩宠上分而人多侮法，钱与法俱重而无术以平之。推其弊之所在，良由士出其门，人无所守，各怀私恩，而不知国家之公议，几成风俗。且爵禄名位，天下之公器，权臣盗之，以植私党，最国家之大患。况蔡京尤能深结陛下左右近习之人，故此曹为之隐蔽，是以公肆诞谩，莫敢谁何”。他又上书议政说：“陛下即位于兹，凡五命相矣。有若韩忠彦之庸懦，曾布之赃污，赵挺之之蠢愚，蔡京之跋扈，今复相何执中，是犹以蚊负山也。”[19]《宋史》卷351《何执中传》和卷472《蔡京传》也记载了陈朝老上书指斥蔡京与何执中，在此不备录。《万姓统谱》卷18说，“陈朝老，字廷臣，（福建路建州）政和（县）人。元符末，为太学生，论事剀切，台谏受蔡京风旨，例以狂妄目之。”另有“太学生张寅亮应诏论事，得罪屏斥”。[20]政和初，张商英罢相，“太学诸生诵商英之寃”。[21]太学生朱梦说屡次上书，指责“入仕之源太浊，不急之务太繁，宦寺之权太盛”，被“编管池州”。[22]另一太学生邓肃“上十诗，备述花石之扰”，其中有“但愿君王安万姓，圃中何日不东风”之句，“诏屏逐之”。[23]北宋末，爆发了著名的太学生陈东领导的伏阙上书运动，这其实是一场自发的运动，事先根本没有严密的组织。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太学生由个别人的活动升格为集体性的运动，在宋代确是开了先例。当时参加此次运动的太学生沈长卿说，陈东原先只是“率士数百，伏阙上书”，这是有组织的。“京城百姓群聚阙廷，不约而来者几数万人，仰天椎心，祈哀请命，莫不欲李纲之相，邦彦之罢也”。“其后乘时恃众，殴击内侍，盖缘平居细民受虐之深，积怨之久，〔以至於是〕”。“举数万之众，不烦召而群聚帝阍，若出一家，曾无异意者，岂陈东一布衣寒士所能驱率哉”？[24]群众的激烈行为失控，陈东“止之虽甚力，众怒哗不听”。[25]陈东随即离别开封。南宋初，他又应召到行在南京应天府，正好得知李纲罢相，又上书言事，说皇帝不当即位，建议留李纲为相，而罢免奸臣黄潜善和汪伯彦。宋高宗恼羞成怒，亲下御批，杀害陈东与另一文士欧阳澈。[26]陈东是宋代太学生中最杰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和英烈。
陈东（1086-1127），徽宗政和三年入太学北宋末到南宋初，在一场空前的浩劫中，不少太学生表现了爱国气节。太学生杨诲上书宋钦宗，反对对金割地乞和。[27]当金军第二次攻开封城时，太学生丁特起针对“朝廷犹冀和好可成”，“上书论列，以谓金人有三可灭之理，而用兵有五不可缓之说，书奏，不报”。[28]开封城破之後，宋钦宗去金营求和，“太学诸生数百人泣诣南薫门，上书于大金元帅，言办金银事，乞车驾还内。朝廷大臣阴以兵拦截，又厉声云：‘诸生不可，恐致生事。’”徐揆“以书抵二酋，请车驾还阙”，他到金营，“厉声抗论”，而被杀害。[29]另有太学生黄时偁也单独上书金帅完颜粘罕。[30]前述朱梦说被宋钦宗重新召入太学，参加了吴革领导的抗金斗争。[31]南宋建炎时，有太学生魏祐“论黄潜善、汪伯彦误国十罪”，宋高宗“不报”。[32]宋高宗在南京应天府即位後，不断南逃。但开封府作为京城，仍保留所谓“三学”，由民族英雄宗泽任东京留守。魏祐显然尚在开封城里。宗泽不幸辞世，如前所述，“三学之士千馀人为文以哭”，其祭文尚存。祭文最後说：“语及二圣，号呼拊膺，愿身督战，以济中兴。属纩之际，犹未忘情。世谓金石，浸烁不侵，公之忠诚，逾石与金。谗人何辜，訿议日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呜呼哀哉！人之无禄，丧我元老，天为雨泣，霣汝中道。稚子庸夫，罢市相吊，悍将骄卒，投兵痛悼。某等受恩甚渥，大庇久依，天子谁忍，弃子如遗。九原可作，繄谁与归？兴言及此，涕血交颐。”[33]这是宋代首次出现“三学之士”的联合行动，表明律学与武学生也登上政治舞台。祭文除了对宗泽予以高度评价外，也指斥了小朝廷的“谗人”，表明他们对朝政的昏暗有足够的了解。随着开封的沦陷，北宋留下的三学也不复存在。极其屈辱的绍兴和议後，宋高宗在临安府“首开学校，教养多士，以遂忠良”，秦桧为太学作石刻题记说：“孔圣以儒道设教，弟子皆无邪杂背违于儒道者。今缙绅之习或未纯乎儒术，顾驰狙诈权谲之说，以侥幸于功利。”[34]所谓“以遂忠良”，就是要学生们服贴地接受皇帝的降金苟安政策，如果主张抗金，就是“未纯乎儒术”，“狙诈权谲”。他们一方面是须要以学校装饰偃武修文的门面，另一方面，又害怕学生闹事，禁止“两学”“上书言事”，此项禁令沿袭到宋孝宗时。[35]《水心别集》卷１3《学校》说：“朝廷以为倡乱动众者，无如太学之士。及秦桧为相，务使诸生为无亷耻以媚己，而以小利啖之，阴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风，献颂拜表，希望恩泽，一有不及，谤议喧然。故至于今日太学尤弊，遂为姑息之地。”但到秦桧死後，又有太学生黄作、詹渊等人企图突破禁令，上书议政，宋高宗当即“诏作、渊皆送五百里外州编管”，[36]以为镇压。王十朋“与冯方、胡宪、查籥、李浩相继论事，太学生为《五贤诗》述其事”。[37]当金海陵王再次兴兵南侵时，太学生程宏图和宋芑也分别突破法禁，上书要求为岳飞等人平反。[38]南宋绍兴十二年，在临安府重建太学宋孝宗隆兴时，面对宰相汤思退的投降卖国行为，张观等太学生们置个人祸福生死于度外，顶住“黄榜”的巨大压力，为挽回国运，毅然决然上书言事，发表一代公论，伸张正气，还是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威力，对拯救时局起了重大作用。这无疑是继北宋末陈东领导的学生运动之后的又一辉煌篇章。由于另有专文，[39]在此不作详述。此後，太学以至三学，无论如何已成为最重要的民间舆论力量，影响着时政。宋光宗时，太学生余古上书抨击时政的不少腐败状况，“送秀州听读”。[40]所谓“听读”，还是继承秦桧当政时的一项发明，“虽为听读，当职官亦挂意防守。必送之厢司，与编管人无异”。[41]“太学生乔嚞、朱有成等移书”谏官何澹，责备他不为继母守丧，何澹只能离官丁忧。[42]宋光宗与太上皇发生矛盾，不去朝拜重华宫，又有太学生汪安仁等二百馀人上书，“而龚日章等百馀人以投匦上书为缓，必欲伏阙”。[43]宋光宗得精神病後，“太学生程肖说等以帝未朝，移书大臣，事闻”，宋光宗决定“以癸丑日朝”。[44]上述情况说明太学生的舆论力量，甚至连皇帝也须有所听纳。宋光宗赵惇（1147-1200）宋宁宗庆元时，韩侂冑与赵汝愚政争，太學生杨宏中、周端朝、张衟、林仲麟、蒋傅、徐範等“伏阙”言事，为赵汝愚辩护，“悉送五百里外羁管”。尽管如此，他们“遂得六君子之名”，後称“庆元六君子”。[45]华岳是武学生，有相当军事造诣，著有《翠微先生北征录》，这是宋代一部重要的军事著作。开禧时，他上书反对韩侂冑仓促北伐，“复入学登第，为殿前司官属”，嘉定时，“谋去丞相史弥远”，遇害。[46]《说郛》引《古杭杂记》：“开禧韩侂胄开边隙，至函其首以乞和，太学有诗云：‘晁错既诛终叛汉，于期已入竟亡燕。’”嘉定三年（公元1210年），发生太、武“两学”生与临安府尹赵师睪冲突的事件。最初是“府民有因讼行赇者，事连武学生柯子冲、卢德宣，府命付理院械系之”。赵师睪判案，造成“士论哗然”。武学生周源等投牒，指斥赵师睪“本权臣（韩侂冑）之死党，奴事苏（师旦）、周（筠），贿结贪相（陈自强）”云云。太学生也参加投牒。实际上应是当政的史弥远讨厌赵师睪，将他罢免。[47]在事隔七百年後，此事的曲直是非只怕就难以判断。但有两条可以肯定，一是当时上政治舞台者还仅是“两学”，没有包括宗学。二是以太学为首的“两学”已经成为影响时政的重要舆论力量，能使临安府尹下台。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真德秀使金，得知蒙古攻金，半途而返，主张断绝对金岁币。当政的史弥远自然犹豫不决。但“朝绅、三学主真议甚多”。乔行简时任淮南转运判官、兼提点刑狱、提举常平，[48]他上书史弥远，主张“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于是“太学诸生黄自然、黄洪、周大同、家寅、徐士龙等，同伏丽正门，请斩行简，以谢天下”。[49]此次伏阙上书，虽仅是太学生出面，但自绍兴以来，今存史料中初次提及了“三学”。如前所述，这与建炎时的“三学”中有律学不同。《说郛》引《白獭髓》载：“嘉定间，外患交攻，廷臣有以和、战、守三策为言者，谓战为上策，守为中策，和为下策。是时，胡榘侍郎专主和议，会入朝时，四明袁燮侍郎与胡公廷争，专主战守议，仍以笏击胡公额。遂下侍从、台諌集议。後袁君以此辞归，太学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诗以送袁君曰：‘天眷频年惜挂冠，谁令今日远长安。举幡莫遂诸生愿，祖帐应多行路难。去草岂知因害稼，弹乌何事却惊鸾。韩非、老子还同传，凭仗时人品藻看。’”此处所说，应是嘉定十二年（公元1219年）的事。当年又有“太学生伏阙上书”，“何处恬等论工部尚书胡榘欲和金人，请诛之，以谢天下”。[50]“胡榘既论罢，九华叶寘作《三学义举颂》，其序曰：‘嘉定十二年五月五日己亥，太学生何处恬等二百七十三人相率上书，言工部尚书胡榘及其兄槻，中外相挺，引董居谊、聂子述、许俊、刘琸，误军败国。奏闻未报，宗学生公玘等十二人，武学生郭用中等七十二人又相继伏阙，极言其事。”这是自建炎以来，三学生首次联合行动。史弥远是个工于内斗、怯于外战的小人，他面对学生运动，“乃召太学博士楼昉至赐第，俾谕诸生，以学校为伸公论对为体，朝廷庙堂未尝加喜愠”，以示安抚，又悛使谏官不分青红皂白，“论榘及礼部侍郎袁燮俱罢”。[51]但太学生显然有自己的判断，于是就有“太学诸生三百五十四人作诗以送袁君”。其实，从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始，宋金已重新开战。居然还有人“专主和议”，这当然是史弥远当政下才能出现的荒唐。作为南宋第三个权臣，史弥远表面上不像秦桧与韩侂冑那么张牙舞爪，“外示涵洪，而阴掩其迹；内用牢笼，而微见其机”。[52]正是在他专权之际，三学生议政的份量大为加重。史弥远表面上“未尝加喜愠”，某种程度上助长了三学生的议政之风。但史弥远对三学生议政实际上有个限度，就是不能触及他本人的专权。“胡卫、卢祖皋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尽扫於胡尘。’太学诸生嘲之曰：‘胡尘已被江淮扫，却道江淮尽扫於。’又曰：‘传语胡、卢两学士，不如依样画胡卢。’”[53]用以讥剌其用人，但史弥远也能容忍。宋宁宗病死，史弥远使用阴谋手段，废黜原定的皇储济王赵竑，另立宋理宗。接着发生霅川之变。《说郛》引《三朝野史》记载：“潘丙、潘壬，太学生也，就湖州册立济王为帝，事败。”不少臣僚抗论，为济王遇害喊冤。史弥远打算逐走真德秀和魏了翁，“朝士莫有任责，梁成大独欣然愿当之。遂除察院（监察御史），击搏无遗力。当时太学诸生曰：‘大字傍宜添一点，曰梁成犬。’”[54]大理评事胡梦昱也因此流窜岭南象州，太学生胡炎赠诗送行：“一封朝奏大明宫，嘘起庐陵古直风。言路从来天样阔，蛮荒谁使径旁通。朝中竞送长沙傅，岭表争迎小澹翁。学馆诸生空饱饭，临分忧国意何穷。”[55]到史弥远病死，宋理宗亲政後，喜熙元年（公元1237年）发生火灾，“三学生员上书，谓火起新房廊，乃故王旧邸之所”，这当然是一种迷信的因果报应之说。殿中侍御史蒋岘为皇帝开说，认为不必为赵竑平反。“于是太、武学生刘实甫等二百馀人相率上书，力攻之，岘遂罢言职”。[56]《癸辛杂识》後集《三学之横》，“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或少见施行，则必借秦为谕，动以坑儒恶声加之，时君、时相略不敢过而问焉”。“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恤，行之亦未如之何也”。淳祐四年（公元1244年），史弥远的族侄史嵩之“遭父，起复右丞相、兼枢密使”。“于是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与寰等三十四人，建昌军学教授卢钺皆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57]其上书的内容可见《宋季三朝政要》卷2，《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3，“太学斋廊榜云；‘丞相朝入，诸生夕出；诸生夕出，丞相〔朝〕[58]入。’”可知“四学”与史嵩之对立的严重。次年，直言的侍御史刘汉弼死，太学生蔡徳润等一百七十三人“伏阙上书，以为暴卒”。[59]接着，又有宰相杜範死，工部侍郎徐元杰“暴卒”。“物论沸腾，直谓数公皆中毒死。徐则遍体青黑，朝野为之惊骇”，[60]“人皆疑嵩之致毒”。[61]“六馆诸生叩阍吁告”，[62]宋理宗下令调查，结果是史嵩之致仕，但三人暴死的调查却不了了之。太学是传播理学也是政治核心力量斗争的场所奸相丁大全是在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升执政官签书枢密院事，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任相，才一年有馀，到开庆元年（公元1257年）罢相。《齐东野语》卷20《庆元开庆六士》：“开庆间，丁大全用事，以法绳多士。陈宜中与权、刘黼声伯、黄镛器之、林则祖兴周、曽唯师孔、陈宗正学亦以上书得谪，号六君子。”与前“庆元六君子”并名。刘黼在《宋史》卷405有传，但叙事有颠倒。“侍御史陈垓诬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荥诬劾黄之纯”，刘黼“率诸生上书”，是在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郑清之任相，徐清叟任同知枢密院事时，[63]而《宋史·刘黼传》将此事系于“及大全贬，黼还太学”之後，系误。《宋史》卷44《理宗纪》宝祐四年十一月载：“以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劾太学、武学生刘黻等八人不率，诏拘管江西、湖南州军，宗学生与亻匈等七人并削籍，拘管外宗正司。”《宋季三朝政要》卷2记事说：“太学生陈宜中等上书攻丁大全。大全怒，取旨，陈宜中、黄镛、林则祖、曽唯、刘黼并削籍、编置，下临安府，押出国门。祭酒司业率二十斋学生冠带送出圜桥府。大全愈怒，立碑三学，戒励诸生，毋得诪张噪吻，妄议国政。又令今后诸生上书，须前廊学官看详，牒报检院，方许闻奏。”[64]但随着丁大全的倒台，此项禁令便成废纸。贾似道是南宋最後一个权臣。《癸辛杂识》後集《三学之横》说：“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毎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至鲁港溃师之後，始声其罪，无乃晚乎！”《贾相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说：“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而啖其厚饵，方且讼盛德、赞元功之不暇，前庑一得罪，则黥决不少贷，莫敢非之。”看来，贾似道对付学生，是有他一套办法。《齐东野语》卷20《庆元开庆六士》记载：“至景定初。時相（贾似道）欲收士譽，悉上春官，并擢#123;第。”用“高第”进行利诱。然而在他上台之初，推行公田，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出现彗星，按照古代迷信习俗，宋理宗“下诏责己，求直言”，“三学、京庠”之士还是纷纷上书。待到彗星过後，贾似道“以京学士人萧规、唐隶、叶李、吕宙之、姚必得、陈子美、钱焴、赵从龙、胡友开等不合谤讪生事，送临安府追捕勘证，议罪施行各有差，自是中外结舌焉”。[65]直到襄樊和郢州失守，贾似道仍“欲优学舎以邀誉，乃以校尉告身、钱帛等，俾京庠拟试”。“有无名子作诗，揭之试所云：‘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岛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66]贾似道倒台，南宋已接近亡国，但左相王爚和右相陈宜中还互相攻击，据说王爚之子“乃嗾京学生伏阙上书，数宜中过失数十事”，[67]这是由临安府学生单独出现，而三学生并不参与。值得提出的，应是徐应镳。《宋史》卷451《徐应镳传》载，“徐应镳字巨翁，衢之江山人，世为衢望族。咸淳末，试补太学生。德祐二年，宋亡，瀛国公入燕，三学生百馀人皆从行。应镳不欲从，乃与其子琦、崧、女元娘誓共焚。子女皆喜，从之。太学故岳飞第，有飞祠，应镳具酒肉祀飞”，然後自焚而死。故元人将他编入《忠义传》，成为宋代太学最终的悲壮谢幕。“无官御史台”一词准确地反映了太学生或三学生参与政治的基本特征。依今天的观点看，就是民间舆论对权势的监督，这是宋代专制社会的一抹绚丽的民主色彩。特别是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爱国救亡运动，更表现了一种崇高的正气。“民主与专制政体的主要分野大致有三。一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强调的普选，即直接选举制。中国大致自夏代进入阶级社会後，就取消了原始社会的选举传统。二是对最高权力能否实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三是舆论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控舆论。《孟子·告子下》说：‘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前一句话译成现代语，如无‘法家拂士’主持正论，以舆论监督和制约君主的权力，国家总须灭亡。古代开明的台谏政治多少体现了後两条精神，堪称是在专制政体下的一点民主因素，值得今人继承和发扬”。[68]如果说古代的（御史）台官和谏官是官员，而太学生或三学生的身份恰好是无官位。与历朝历代比较，宋代的学生运动是相当突出的。特别是靖康与隆兴时两次伏阙上书爱国群众运动，无疑是中国古代学生运动史上最辉煌的篇章。三、鱼龙混杂在宋时的阶级社会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的大环境下，各级官学不可能不成为腐败的官僚机构。太学以至三学不可能成为圣洁的学术殿堂，各种各样的腐恶现象，如考试作弊、行贿索赂、嫖娼狎妓等，也势不可免。前述宋神宗时的一些太学案件，就多少反映了此类情况。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2《无官御史》说：“《太学》古〔诗〕[69]云：‘有髪头陀寺，无官御史台。’言其清苦而鲠亮也。宋嘉定间，余在太学，闻长上同舍言，乾淳间，斋舍质素，饮器止陶瓦，栋宇无设饰。近时诸斋，亭榭、帘幕，竞为靡丽，每一会饮，黄白错落，非头陀寺比矣。国有大事，鲠论间发，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由昔迄今，伟节相望。近世以来，非无直言，或阳为矫激，或阴有附丽，亦未能纯然如古之真御史矣。余谓必甘清苦如老头陀。乃能摅鲠亮如真御史。”此处引用的大约是一首题名“太学”的五言古诗。事实上，中国大致自秦汉以降，“纯然如古之真御史”的比例颇小，又如何以此要求宋代的太学生或三学生呢？太学生们还自己创作若干警语，如“有色者，其累重，既知食美而服亦美；好色者，其费重，当知业穷而身亦穷”。又有“破《乞丐官人》云：‘欲求其利，必重其名。’”[70]然而在所谓“有髪头陀寺”里，也不乏六根不净的、纵欲的花和尚。《癸辛杂识》後集《三学之横》说，“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其所以招权受赂，豪夺庇奸，动摇国法，作为无名之谤，扣阍上书，经台投卷，人畏之如狼虎。若市井商贾，无不被害，而无所赴诉”。当三学生成为一股政治势力之後，他们各种各样的为非作歹也必然应运而生。宝祐三年（公元1255年），洪天锡出任监察御史，这是南宋最後一位著名的正直御史。由于弹击宦官董宋臣、卢允升和权贵，被调离御史台。有太学生池元坚上书，“既而三学亦皆有书”。但被弹击者“复厚赂太学率履斋上舍生林自养”，“力诋”洪天锡。“于是学舍鸣鼓攻之，且上书以声自养之罪”。[71]学舍内的混战，正是反映了其中的鱼龙混杂。如前所述，在贾似道的利诱和威逼之下，三学生的负面作用就更加突出。贾似道（1213-1275），南宋晚期权相宋朝有的宰相原是太学生，无独有偶，其中正好有北宋末的李邦彦和南宋末的陈宜中两人。李邦彦“美风姿，为文敏而工。然生长闾闫，习猥鄙事，应对便捷，善讴谑，能蹴鞠，每缀街市俚语为词曲”。[72]他和王黼、蔡攸其实都是宋徽宗的优伶，甚至在内宫涂抹粉墨、“淫言媟语”，“自言：‘赏尽天下花，踢尽天下球，做尽天下官。’而都人亦呼邦彦为浪子宰相”。[73]但李邦彦是拥护太子，即後来的宋钦宗，而王黼和蔡攸则拥护郓王赵楷，企图废太子。故宋钦宗称帝後，就将李邦彦由少宰（次相）升为太宰（首相）。李邦彦面对金军进攻，不但束手无策，并且全力主和，排挤李纲，故被陈东领导的群众运动轰下台。如前所述，太学生陈宜中最初反对奸相丁大全，时称“六君子”之一。但本人任相後表现并不好，“多术数”，在宋末危亡之际，“实无经纶”，屡次逃遁，最终又自占城逃往暹国。[74]这与文天祥的不避危难，最终死节，形成鲜明对照。开庆六君子中的林则祖和陈宗已经辞世。[75]丁忧中的刘黼，则赴流亡宋廷之召，中途病死。“其配林氏举家蹈海”，实际上是成全夫志。[76]剩下的黄镛和曾唯，却“相继卖降”。故人称“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77]北宋亡国时，“金人索太学生博通经术者三十人”。“太学生皆求生附势，投状愿归金国者百馀人。元募八十人，而投状者一百人，皆过元数。其乡贯多系四川、两浙、福建，今在京师者。比至军前，金人胁而诱之曰：‘金国不要汝等作大义策论，各要汝等陈乡土方略利害。’诸生有川人、闽、浙人者，各争持纸笔，陈山川险易，古今攻战据取之由以献。又妄指娼女为妻，要取诣军前。後金人觉其无能苟贱，复退者六十馀人”。金人将他们“髡之”，待到金军撤退，也有“至中路，裸体逃归”者。[78]《癸辛杂识》续集下《入燕士人》：“丙子岁（景炎元年，公元1276年）春，三学归附士子入燕者共九十九人，至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所存者止一十八人，各与路学教授。太学生一十四人，〔宗〕学二人，武学二人。”并且开列了十八人的名单，其中宗学有南宋宗室两人。两次亡国中的卑贱苟活者，又与陈东、徐揆、徐应镳等烈士，形成鲜明对照。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学的人或自豪地称北京太学。的确，北京大学在中国近代对祖国作出了特殊贡献，作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著名口号。但是，如今民主和科学已经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应当排除那种狭隘的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式的古代传家宝的思维；北大的人们固然理应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难道其他大学的人们就不应当，或是没有权利继承和发扬此种光荣传统？事实上，北大人未必都能继承和发扬民主和科学的光荣传统。例如著名的力拓事件，侵吞自己祖国的巨额财富，就是北大毕业生。即使以北大历史系而论，不是也有毕业生甘当所谓“盛世修史”的伪科学炮制者，不是也有毕业生居然为洪承畴评功摆好，说他降清是弃暗投明。我的回答是弃暗投暗，清朝是罪恶的、残酷的胜利者[79]。王曾瑜： 著名历史学家、宋史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从中国宋史研究泰斗邓广铭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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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5年。
[2]载《宋代社会生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3]《燕翼诒谋录》卷2：“此与书学、画学、算学、律学并列于文、武两学者异矣。”
[4]《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後简称《要录》，卷16建炎二年七月癸未朔，《宗忠简公集》卷7《遗事》。
[5]《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十二月丁未。
[6]《要录》卷183绍兴二十九年八月壬申。
[7]《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二月丙午。
[8]《宋史》卷156《选举志》。
[9]《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乔相》，《吹剑四录》。
[10]《宋史》卷425《冯去非传》。
[11]《宋史》卷415《程公许传》。
[12]《宋季三朝政要》卷2淳祐四年。
[13]《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後简称《长编》，卷226熙宁四年八月己卯注，卷228熙宁四年十一月戊申，卷299元丰二年七月癸巳，八月丙辰。
[14]《苕溪渔隐丛话》後集卷35引《上庠录》。《鹤林玉露》丙编卷2《无官御史》称“太学，古〔诗〕云：‘有髪头陀寺，无官御史台。’”
[15]《长编》卷300元丰二年十月戊申。
[16]《长编》卷301元丰二年十一月庚午。
[17]《长编》卷409元祐三年三月癸亥。
[18]《挥麈前录》卷2，《玉照新志》卷1，《万姓统谱》卷2说他是阆州人。
[19]《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2，《三朝北盟会编》，以後简称《会编》，卷50。
[20]《宋史》卷355《上官均传》。
[21]《宋史》卷351《张商英传》。
[22]《会编》卷159，卷160，《宋史》卷22《徽宗纪》。
[23]《挥麈後录》卷2，邓肃《栟榈文集》卷1《花石诗十一章并序》文字略异。另见《宋史》卷375《邓肃传》，《吹剑四录》。
[24]《会编》卷41，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校。
[25]《陈少阳集》卷7陈东行状。
[26]参见拙作《陈东和欧阳澈之死》，载《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2005年。此文的主旨，就是针对南宋不少记载曲意掩饰皇帝的罪恶和元凶地位，考订宋高宗是杀害陈东和欧阳澈的元凶。
[27]《会编》卷36。
[28]《会编》卷66。
[29]《会编》卷74，卷76，《宋史》卷447《徐揆传》，《挥麈後录》卷4。
[30]《会编》卷78，《挥麈後录》卷4。
[31]关于朱梦说，参见拙作《尽忠报国——岳飞新传》附录四岳飞的部将和幕僚，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2007年。他後来担任岳飞制置使司的干办公事，因指斥朝政，宋高宗迫令岳飞辞退。
[32]《会编》卷115，《要录》卷12建炎二年正月癸丑。
[33]《宗忠简公集》卷7。
[34]《金石萃编》卷149《李龙眠画宣圣及七十二弟子像赞高宗御制并书》。
[35]《四朝闻见录》乙集《钱唐》。
[36]《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己未，《宋史》卷385《周癸传》。
[37]《要录》卷186绍兴三十年九月壬寅，《宋史》卷387《王十朋传》，卷459《胡宪传》。
[38]《会编》卷236，卷237，《要录》卷190绍兴三十一年五月戊戌。
[39]详见拙作《汤思退与隆兴和议》，载《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40]《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2绍熙二年五月。
[41]《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42]《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2绍熙二年秋，《宋史》卷394《何澹传》。
[43]《宋史》卷400《杨大全传》，《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2绍熙三年正月。
[44]《宋史》卷36《光宗纪》绍熙五年四月。
[45]《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4庆元元年四月庚申，《宋史》卷392《赵汝愚传》，《四朝闻见录》甲集《庆元六君子》，《齐东野语》卷20《庆元开庆六士》。
[46]《宋史》卷455《华岳传》。
[47]《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2嘉定三年十二月丙寅，《宋史》卷247《赵师睪传》，《吹剑四录》。
[48]乔行简官衔据《宋史》卷417《乔行简传》。
[49]《四朝闻见录》甲集《请斩乔相》。
[50]《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15嘉定十二年五月己亥。
[51]《吹剑四录》。
[52]《宋史》卷401《柴中行传》，他虽是议论“朝廷用人”，其实正是反映史弥远的特点。
[53]《鹤林玉露》甲编卷4《词科》。
[54]《鹤林玉露》丙编卷2《大字成犬》。
[55]《鹤林玉露》甲编卷6《象郡送行诗》，《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文字稍异。
[56]《齐东野语》卷14《巴陵本末》。
[57]《宋史》卷414《史嵩之传》。
[58]“朝”原作“夕”，据《宋史纪事本末》卷96《史嵩之起复》校。
[59]《宋史》卷406《刘汉弼传》。
[60]《钱塘遗事》卷3《嵩之起复》，《宋史》卷415《程公许传》。
[61]《宋史》卷413《赵与懽传》。
[62]《宋史》卷415《程公许传》。
[63]参见《宋史》卷214《宰辅年表》，卷415《程公许传》。
[64]《宋季三朝政要》卷2将此事系于宝祐四年。《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祐四年十一月“戊子朔，以丁大全为左谏议大夫，吴衍、翁应弼并除监察御史。癸巳，太学诸生复叩阍上书”。“乙巳，以监察御史吴衍、翁应弼言，太、武学生刘黻等八人拘管江西、湖南州军，宗学生与伯等七人并削籍，拘管外宗司”。其时间似都有差误。
[65]《齐东野语》卷17《景定彗星》。
[66]《齐东野语》卷17《咸淳三事》。
[67]《宋史》卷418《王爚传》，《陈宜中传》。
[68]拙作《中国古代台谏政治的一些借鉴》，载《丝毫编》，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69]“诗”，原作“语”，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改。
[70]《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1《俗谑试题》。
[71]《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
[72]《宋史》卷352《李邦彦传》。
[73]《会编》卷28《幼老春秋》，卷41沈长卿上书。
[74]《宋史》卷418《陈宜中传》，《文山先生全集》卷16《相陈宜中第十六》，《至福安第六十二》。
[75]《齐东野语》卷20《庆元开庆六士》
[76]《宋史》卷405《刘黼传》。
[77]《癸辛杂识》续集上《开庆六士》。
[78]《会编》卷81。
[79]参见拙作《试论国史上的所谓“盛世”》，《南宋初年的抗金斗争》载《丝毫编》第27—28页，187—188页，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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