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会喜欢唐朝时的长安

作者 | 陈兴杰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讲的是唐朝天宝年间的故事。
首都长安城的治安官发现,城内混入大量形迹可疑之人。为尽快破案,一位能干但失意的朝廷侦探被委以重任,他必须在24小时之内破案——也就是中国传统纪时法的十二时辰。所有故事发生在这十二时辰之内。
破案时间为何如此紧迫呢?原来,十二时辰之后就是上元节,唐朝最盛大的节日。长安是当时国际著名的大都市,人口多达百万,当天全城百姓上街游乐,皇宫禁苑的男女被允许出宫,连皇帝也会微服出游。这时候有人逞凶作恶搞「恐怖袭击」,后果确实严重。
《长安十二时辰》描绘了盛唐的上元节风情,唐朝诗文亦不乏这样的记载。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月色灯光满帝都」这是讲灯火通明的;「白鹭转花,黄龙吐水,金凫,银燕,浮光洞,攒星阁,皆灯也」,这是讲花灯多样。更有夸张描写,灯节这天人潮汹涌,置身其中,脚不沾地被人推着走「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
上元节盛况空前,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样的夜晚太珍贵。人口稠密的长安城,一年只有上元节前后三天才有夜生活。其他时间,这座城市像监牢一样死寂。
如果你穿越回去体验,每年只有三个夜晚能上街行走,会不会无聊到崩溃?因此,一到上元佳节,所有激情都要释放,所有人都要狂欢。
天宝年间的盛唐,一直是太平盛世的代名词。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文学家遭遇安史之乱后的深情回忆。真实的盛唐是什么样呢?
历史学家深入考察唐朝制度和生活细节,就会发现: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盛世,其繁荣景象距离人们的想象,是要大打折扣的——至少夜生活领域,越是盛唐,越是一片黑暗;反倒是晚唐,朝廷无暇细管,民众有了一些夜生活。
唐朝时的长安城,城市布局是坊市制。坊是居民区,长安城规划整齐,东西14道,南北11道,全城一共108坊。
用白居易的诗歌描述,就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每一坊就是一个小社区,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作保。居民区的外围,用围墙圈起来,东西两侧有做生意的「市」,官府把守管理。
市场开得迟关得早,「凡市以日午,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过了时间,市场不再有人,连居民区的街道,也不得随意行走。谁走夜路就是犯禁,遇到巡逻官差,轻则杖打,重则射杀。
《长安十二时辰》作者马伯庸讲过几个小故事,专讲唐朝宵禁之严。
曾经有个大理寺丞,叫徐逖,鼓敲完还在街上走,被金吾卫逮住以后按住打了二十棍。宪宗朝有一个叫郭里旻的宦官,比他还惨,因为喝醉了酒,没在宵禁前赶回宫里,被御史台的巡使发现了,活活打死在街上——这种身份犯了夜都挨打,可想而知有多严格。
还有个书生叫王丁,因为读书晚了没赶回家,被长安县的人被抓住了。县令杜虚倒是好心,觉得情有可原,给放了。御史听说以后,立刻弹劾金吾卫说没做好治安工作,金吾卫的负责人辩解说这是长安县的人干的,我们是躺枪啊!惹出好大一场纷争。
——《马伯庸:长安城门的宵禁制度》
夜间确实需要出行,比如公事、婚娶或丧病,该怎么办呢?马伯庸介绍说,可以向官方或本社区(本坊)申请文牒,出门时携带在身,以备查验。出个门,得向居委会打报告,可想有多麻烦。
难怪唐诗里的长安城夜晚,意象如此寂寥。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长安城一片寂静,能听见各家各户洗衣的声音)。「六街鼓歇行人绝,九衢茫茫空有月」(打完鼓后行人匆匆回家,街上空空荡荡,唯有明月当空)。
以前读唐诗,觉得长安城的月色真美好,现在想来,当时的居民真是可怜。
唐朝的坊市和宵禁制度有严有驰,各个城市不太一样。总体而言,盛世管得严,衰世管得松;大城市规矩多,小城市散漫一些。
唐朝在中国古代以自由奔放著称,为何市民夜生活搞得像监牢一样呢?
原因无它,朝廷强有力时,官府总要指导和控制民众生活。不得三五成群,赌博滋事,不得擅自聚会,夜不归宿。官员眼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才是良民作风,大晚上在街市游荡,岂非游手好闲?
夜晚的治安压力较大,勒令民众早睡,官府管起来方便。民众不想早睡,晚上想生产消费,可是谁在乎呢?宵禁的思路不只唐朝有,中国古代多数时候,统治者都抱这样的想法。
我看到有文章说:中国古代统治者搞宵禁,是因为照明成本太高。蜡烛在古代很昂贵,点得少了,照明效果不好。大张灯火,又实在费钱。按照民众意愿放开搞「夜晚经济」,游人和商家如何承受得起?
在此类分析者看来,不是官府想搞宵禁,而是成本起约束作用。古人玩不起「夜晚经济」,只能一年过几天瘾。
似乎有一堆证据材料支撑这样的观点,但是逻辑正确吗?恰恰相反,不是照明困难引发宵禁,而是宵禁造成照明困难。很多人总被现象迷惑,倒果为因。
有人消费,才会有市场;越多人生产,技术进步越快,生产成本降低,同时更多人参与消费,奢侈品因此变为大众品。这个基本的经济学道理,在宋朝时期就得到了印证。
宋朝是中国古代唯一官方「不禁夜」的朝代。坊市制度被打破,人民可以自由行走,晨昏叫卖也得以实现。这是相当伟大的进步。宋朝繁荣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民拥有更多交易自由,其中重要的表现是,大量时间获得解放。
宋朝是古代中国人拥有全部夜生活的时代。城市里没有坊市限制,民众看瓦舍勾栏的表演,可以直至深夜;酒楼茶坊喧嚣,烟花礼炮绽放,这是很常见的行为。居民区的街边商铺,通常会早早开门,营业到深夜。商人沿街叫卖,人民随意夜游。
现代人熟悉的《水浒传》对此有很多描写,《水浒传》是元朝人所写,宋朝人自己的记录,则要丰富得多。
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有写,「向晩灯烛荧煌,上下相照」「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酒店多点灯烛沽卖,每份不过二十文,并粥饭点心。亦间或有卖洗面水,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
南宋末年文人周密写《武林旧事》,怀念南宋都城临安。南宋只存半壁江山,临安城郭之壮丽,物产之丰富,人烟之稠密,人民夜生活之丰富,却丝毫不亚于故都汴梁。「杭城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更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
请注意,这些灯光通明、街市热闹的景象,可不是什么节日,而是宋朝城市的日常。有夜生活就要有灯火,除了一般的火把油灯,宋朝最重要的突破是:蜡烛得到广泛使用。各处小说、笔记和绘画里,经常能看到蜡烛出现。
当时官制的蜡烛做工精细,记载的成本高达150文,是城市平民两三天的收入。这只有官宦人家才用得起。普通人家的蜡烛,工艺比较粗糙,照明效果也不好,但是没有那么贵。一支蜡烛只有十几文,相当于普通人日收入的十分之一。当时人们婚丧嫁娶喜爱送烛,市面也有蜡烛专卖店。(参见吴钩著《宋:现代的拂晓时辰》)
大量蜡烛是怎么生产出来呢?文献有记载,有用乌桕油脂制蜡,有从石油提炼(当时称石烛),也有养殖蜡虫,提取白蜡。养殖蜡虫是当时南方一项重要的农副产业。
产烛原料在增加,制作工艺也在进步。现代人使用的长管状蜡烛,被发明了出来。这种蜡烛易于保存、携带和运输,省油耐烧。传统的碗烛,人们也在想办法提高亮度,节约油耗。
夜生活丰富,不可避免会有火灾发生。汴梁等城市设置消防官,专门值勤巡逻,敦促居民夜间灭掉烛火,防止熟睡中发生火灾。官府还在城中高处建望火楼,昼夜有人瞭望,一旦发现火情,官兵携带消防器械,前往扑火。中国古代消防事业的专业性,在宋朝达到了高峰。
宋朝之后,中国人的夜生活又陷入沉沉黑暗。从元朝、明朝到清朝,宵禁一直是城市的常态。直到近代,这种景况才有所改变。
人的精力十分旺盛,创造力无穷,用管制扼杀一半时间,损失非常巨大。这种损失,甚至可以改变民族的精神面貌。夜生活丰富的民族必然奔放快乐,一入夜就黑黢黢的城市,显得多么沉闷孤独啊。
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灯火通明的夜晚,喧嚣鼎沸的集市,人们早就习以为常。技术进步固然是至关重要的力量,技术之外,不能忽视制度原因。电力生产和照明普及,在当代已非难事。然而在一些国家,电力依旧匮乏,城市照明不足。民众没有夜生活,日子是不可能过得很舒服的。
本文首发在 人文经济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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