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汪曾祺散文印象)

汪曾祺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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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5月16日,作家汪曾祺离开了我们。
一晃整整22年过去了,这位子女眼中可爱的“老头儿”,现当代作家中的“常青树”,名字被人们不断提及,作品出版量比在世时还要大。尤其是他的淡雅文风以及“向真向善”的生活追求,更是在当下的浮躁生活之中,绽放着持久的光芒。
汪曾祺留给人的印象都是温和儒雅、淡然从容、闲适安逸的,好似是一个天生乐观的人。他写小说冲淡优雅闪耀人性之美;写美食让人回味;写小人物幽默风趣,吸引了许多读者,常受赞誉。
以下是论坛会员rsjby的文章《汪曾祺散文印象》,让我们看看他是如何解读汪曾祺的散文的。

汪曾祺的散文,在我这里,指他1980年后创作的散文。

1941年至1959年,汪曾祺也创作过一些散文。这些散文,可分为两个时段:1941至1948年,1950至1959年。
前一时段的散文,与他1949年前的大部分小说一样,有很浓的“现代主义”味道,读来诘屈聱牙。诘屈聱牙,并不指其文字、句式,而是指其章法、意蕴。跳跃得看不见跳起、升高、跌落的轨迹,看不见着地时应该在沙地上留下的脚印;灵动得东一榔头西一锤,前面大红后面浓绿,令人找不着北。好不容易领会其意蕴一二,但认真思索却什么也没抓住,文字在眼前实实在在,文字背后的东西却难见其庐山真面。
后一时段的散文,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政治语氛,可以看到在时代潮流里努力“向上”的汪曾祺。虽勉强也有汪曾祺的味道,但更多的却是时代的印痕,一读便知其底里、意蕴。
这些散文,我不敢说其不好,但我不喜欢,我所概括的他的散文的特点,无法涵盖它们。

喜欢汪曾祺1980年后创作的散文。虽然,喜欢得很浅显甚至浅薄,是停留在表面的对文字的喜欢,对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士大夫”意蕴和“人道主义”情怀,感悟并不真切,但还是不依不饶地喜欢,一读再读,不觉繁复。
汪曾祺散文,很散淡。
散,是散文的固有特征。汪曾祺散文的散,散得无边无际,可以从东山散到西天,从域内散到境外,从当下散到古时,从此者散到他人。如果说散文与随笔有区别,那么,汪曾祺的散文,随笔的特征要远远大于散文。
紧跟在散之后的,是淡。平淡,行文如拉家常,娓娓道来,行云流水般自自然然。浅淡,字里行间几无深文大义,抒情是随随意意的,说理是平平实实的,少激越愤懑,无悲怆呼号。淡然,世事、人生、过往、当下都看得很开,对事理穷根究底却不纠缠,对生活品咂咀嚼却不贪嗜。
散与淡,在汪曾祺的散文里,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双面,散是淡的形式,淡是散的结果。
1990年,汪曾祺写过一篇《多年父子成兄弟》,发表于《福建文学》1991年第1期。浓郁的亲情,却写得既散且淡。写父亲“绝顶聪明”:“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很不同一般。“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这里本是可大煽其情的地方,但汪曾祺却只淡淡地写道:“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的花素色纸作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写父亲“很随和”:“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只淡淡地写“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孩子们“身心都极畅快。”并不写一般人都要写的父子亲情。写父亲“对我学业是关心的”:“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建议”一词很有味道,很能体现汪曾祺行文的淡。写“我十七岁初恋”“他在一旁瞎出主意!”写“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叙述散散淡淡,文字平平实实。有细节,却不繁复,写一事,往往只三五几句,散得零落,甚至有点“乱”。多记事,几乎不抒情,只叙述,基本没议论,淡得超然,有些令人怀疑:这真是写父子亲情的文吗?
汪曾祺散文的散淡,不仅体现在文字上,也体现在布局上。汪曾祺喜欢跳出固定的范围:本写此事,写着写着,却突然从此事岔开,写他事。这也是一种散,散得很有味道,亦可从中领略汪曾祺散文的好。
1987年2月,汪曾祺写过一篇《金岳霖先生》,载于《读书》1987年第5期。写到金岳霖先生的衣着,很简略:“经常穿一件烟草黄色的麂皮夹克,天冷了就在里面围一条很长的驼色的羊绒围巾。”写完,笔触突然岔开,岔到闻一多的衣着:“有一阵穿一件式样过时的灰色旧夹袍,是一个亲戚送给他的,领子很高,袖口极窄。”写完衣着,还继续往岔,岔到“龙云的长子,蒋介石的干儿子龙绳武家里开校友会”上,“闻先生在会上大骂‘蒋介石,王八蛋!混蛋!’”汪曾祺散文里,这样的岔笔,到处都是。他的岔开,很自然,不生硬,仿佛荡秋千,起起落落,高高低低,发衫飘摇,很惊艳。我将他这种不经意其实有深意而岔开的写法,称之为“荡”,称他这样的笔触为“荡笔”。很喜欢他的这种“荡笔”,轻轻一“荡”,“荡”得千娇百媚,“荡”出风种万种。

汪曾祺的散文,虽然散得无法捉摸,淡得山高水长,其实却有“匠心”隐藏其中。
这“匠心”,就是典雅。多读多看,慢慢咀嚼,细细品味,会发现:汪曾祺的散文虽然散淡,平实,但其字词句,都经过细致的锤炼,很下过一番琢磨功夫,准确,生动,恰到好处,非它莫属。这种细致的锤炼,不动声色却大有深意,看似平实却典丽文雅。
汪曾祺的文字,有桐城派、归有光散文的深厚底子,有文言文甚至骈体文的些许影子,但读来却不聱口,自然平和,顺畅平实。典雅,或许可谓文味;典雅,通常与高雅同义。汪曾祺散文的典雅,很雅很有文味,却不见其高,甚至无高可显。这是高水准,是大境界,没有对文字熟稔之极的掌控,无法达到这样的高度,虽非匠心独运,至少可谓深得文字三昧。
1987年第一期《滇池》,刊载过《昆明菜》一文,系汪曾祺“昆明忆旧之七”。《汽锅鸡》一则里说:做汽锅鸡要用武定肥鸡,“鸡瘦则肉柴,肥则无味。独武定肥鸡极肥而有味。”又说:“昆明旧有卖爊鸡杂的”,“鸡肠子盘紧如素鸡,买时旋切。耐嚼,极有味,而价极廉,为佐菜下酒妙品。”一句“瘦则肉柴,肥则无味”,一个爊字、一个佐字,尽显文字风流,读来赏心悦目。
1988年5月,汪曾祺写过一篇怀念沈从文的文章《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刊载于《人民文学》1988年第7期。写到沈从文与“杨振声、张奚若、金岳霖、朱光潜诸先生,梁思成林徽音夫妇”的交往时说:“他们的交往真是君子之交,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清茶一杯,闲谈片刻。”写沈从文“有一阵搜集旧纸,大都是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的、豆绿的、水红的,触手细腻到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真是美极了。”其“既无朋党色彩,也无酒食征逐”一句,特别是“酒食征逐”一词,其瓷青、豆绿、水红的颜色,尽得古韵遗风,有文言味却又平顺自然,一点也不做作。
汪曾祺散文文字的典雅,不以多取胜,重在得当。往往就那么一两句,效果特别明显,令人感受到、体会到文字的精致、细腻。比如,《藻鉴堂》里的“花木无言,鸟凫自乐,得园之趣,非白日摩肩继踵的游人所能受用。”比如,《钓鱼台》里的“行人从潭中的堤上走过时,不免要向东边看一眼,看看可望而不可即的钓鱼台,沉沉烟霭,苍苍树木。”比如,《水母宫和张郎像》里的“晋水流经之处稻麦丰盛,草木华滋,女郎俊美。”比如,《初识楠溪江》里的“迈过这棵大盆景,抚树一望,对面诸峰,争先恐后,奔奔沓沓,皆来相就。”比如,《自报家门》里的“蜈蚣在天上矫夭摆动,跟活的一样。”例子很多,随便翻读一篇,都能找到。

与典雅紧密相连的,是书卷。汪曾祺的散文,有浓浓的书卷气。书卷气,处理不好,就会“吊书袋”。汪曾祺处理得很好,文章里满满的书卷气,读来令人舒爽,令人长见识,更重要的是,几乎感觉不出来。书卷气,以广博的阅读、丰富的学识为基础,书卷气,是“杂家”“腹有诗书”的体现。书卷气的物质体现,是引用。汪曾祺喜欢引用古典文献资料,来书写笔底的寻常物事。所引之文,涉及广博,杂而多端,但他不卖弄,不炫耀,不为引而引,引用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读他的引文,能于无意间学到许多东西。如果有兴趣、有时间顺着他的引文往下深究,更能在古典文献里读到义理、道统之外的人间风情、世俗生活的温馨温暖。
1984年,汪曾祺写过一篇《葵?薤》与《水母》一起,以《随笔两篇》之名,刊发于《北京文学》1984年第11期。其写“葵”,从汉乐府《十五从军行》说起,说全诗“平淡而真实”,“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也完全能读懂”,然而其中的一句“采葵持作羹”却令他迷惑了多年,直到读了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才从吴其濬的研究里知道:葵,就是冬苋菜。疑惑虽解,却并不收笔,继续考证葵的前世今生。这一考证,不得了:“葵本是中国的主要蔬菜”,《诗经》《齐民要术》和古诗文常有载咏,“元代王祯的《农书》还称葵为‘百菜之主’。”但到“明代的《本草纲目》中已经将它列入草类,压根儿不承认它是菜了!”《十五从军行》也读过,读时没想过“采葵持作羹”一句里的“葵”是什么,读完,也就完了。读了汪曾祺这篇文,才知道一个简单的“葵”里,有这么多的生活、历史、文化。只是,要弄清楚这些,没有深厚的积累,是不行的。读后,把吴其濬的《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和《植物名实图考》买回来,只是一直放在书柜里,连塑封也未打开。这样的例子,在汪曾祺散文里随处可见,特别是在他的游记里,体现得最为充分。他的游记,虽记景色,却不重景色,往往“荡”到人文园地,引经据典,讲相关的历史、掌故、传说等等。不管别人怎么看,至少我读来,很觉过瘾,很有味道。
汪曾祺的散文,在中国当代散文史上,有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重要位置。2016年5月25日,毕飞宇在浙江大学作过一次题为《倾“庙”之恋》的演讲,讲读《受戒》的感想,颇引人深思。毕飞宇说:“汪曾祺写《受戒》,‘1980年’既是一个写作时期,也是一个写作前提。我常说,作家在什么时候生是重要的,作家在什么时候死也重要。汪曾祺如果没有熬到改革开放,没有熬到新时期,他要是在1976年之前就死了,汪曾祺的价值起码要打九折,他远远没那么贵重。”(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2月版《小说课》第166—167页)我对汪曾祺的文学价值判断,比毕飞宇更甚:汪曾祺百分之九十九的价值,存在于他1980年后的作品里。这个折扣的确很高,但我的感觉,就是如此。
汪曾祺的散文,或许不想通过书写,拨疏出什么高深的道理;或许想,却偏偏将其深深地隐藏起来。他细细写来,娓娓道来,把景、物、事、人、情,写得新鲜灵动却又文雅端庄,活色生香却又淡然出尘。
汪曾祺的散文在我这里,有一种散淡典雅的视觉印象和丰盈丰富的大脑记忆。
读汪曾祺的散文,是透过滚滚红尘向远方、向天边的眺望,我喜欢这种不切实际的眺望。
读汪曾祺的散文,是对世俗生活、庸常情绪的抵抗,我愿意借助汪曾祺散文的力量,抵抗自己的庸俗,抵御向下沉沦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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