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川文化】签约作家耿朝辉/幼年絮味

幼少絮味
耿朝晖
(一)
村东的栗峪河是一条季节河,每到秋洪,一股水下来便形成一大片石头遍地的白晃晃的河滩。从村口北行一二百步,便是在咸丰三年就已断裂的石桥。过了河,顺坎北沿东行二三百步便是邻村的地界了。村西有条沟叫耿家沟,秋洪一来,也常常是沙子石头一齐下,有时把好端端的石磴槽冲不见了,渠水也变成了浑水,人们用水要到明阳寺的古井里去挑;把在河渠青泥里想暖熟的柿子也冲不见了,伙伴们又少了一次脆脆的口福。从河渠再往西一二百米,便是叫埋娃沟的地方。解放前后,农村医疗条件太差,得了四六风的婴儿死去便被扔埋在这里。村南,有一条草径路依次直通杨家场、崔家岭、高家坡、宁家梁,从杨家场往东有一条路直通刘家场。直上的小路旁,永远有一股小溪流着清湛湛的水。路东,一条小路通往新房家耿家,向西延伸过去,便是耿杨两家的几件草棚,再往西便是耿家坡了。杨家的大坎下,有一座刻有“牛首山明阳寺”的半截塔,在几株人形刺柏的陪伴下,在凄厉的风中诉说着自己的委屈。村北,马王庙后头一条斜路通往白云山村。路西有一摆十三棵柿子树,那是我家的柿子林。再往北,路西便是王家坟乱石滩,站在滩头北望,一道一道的石头磊子将土地分割成不同的形状,东西畛子叫楸树坟地,南北畛子的叫网子地,紧挨涝峪口的叫九亩地,紧挨白云山的叫水库地……(二)幼年的我总想跟大人上山砍柴,腰上缠一根绳子,背后别一把弯刀,有说有笑地上了山。可我的祖母和父亲总不允准我上山,怕我这个独苗有个闪失。几十年来只记得两次上山,一次和同伴在宁家梁上砍一种叫“胡潮”的硬柴,湿湿的,好砍,背起来太沉,一二十根子就够我背了。还有一次是独自在高家下边割梢子柴。割梢子柴,好割难捆,当时我拿着钳子、铁丝,问题是拽一下刚抽紧,刚想挽折着捆绑时又恢复了原样,有一次几乎把我闪到坡底下。在高家干活的燕娃舅,看我捆不了柴有些着急,自己声哑又喊不出,一路小跑跑下来,抽了几个藤条,很快帮我拧了两个“腰”捆好柴,摞在背架上,我走到下山的路上他才放了手。燕娃舅用手给我比划说,捆柴,一定要背靠坡,即使捆柴的“腰”(读要)断了人也不至于闪到沟里去,你刚才危险得很!(三)烧的靠砍柴,吃的更是紧张,祖母从南城公社大食堂端回下着萝卜、看不见几条面条的汤面的时候,我的肚子就不好受起来,怄怄的,挠挖(难受)得很,至今还讨厌饭锅里下萝卜。只记得饥饿年代最好吃的一次饭便是用无根草籽做的米饭。那天上午,我和几个伙伴在村西蛤河坝的地方,在一棵缠满无根草的洋槐树下,铺开被单,然后用棍在树上拍打,不一会无根草籽就落满被单。回家用此蒸了米饭,祖母又爤了些蒜苗,香得很,这是我记忆中最好吃的一次饭。有一次,大约十二三岁的时候,我和家叔去白云山三婆家,中午了,一个大老碗里少半碗干面,吃完了三婆问我还要不要的时候,我碍于面子只好以“吃饱了”的话搪塞过去,那次过后我再没去过三婆家。那时我正长身体,实在不行,我婆就引着我在土门子镇店吃一回连汤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奢侈哦!土门西边路北,两层木板房下,一个穿白色围腰的男子,切着斜角尖尖面,下锅,舀出,那飘着的几丝青菜,像鱼儿一样的面条,连汤带面一碗下去,“便胜却人间无数”。后来,解散了大食堂,我也上了学。上学前,奶奶和父亲总是让我先吃饱,临走时,奶奶还要将在火塘里烤得热热的“狗舌头”馍放进我的书包。我一边走一边摸摸装在书包里热乎乎的“狗舌头”,那个感觉别提有多谄活。夏天的夜晚,奶奶早早做好我爱吃的汤羊芋片,一片薄薄的锅盔饼,一口洋芋片,真是幼年最美的“奶奶的味道”。幼年的我,自然和老人一样相信鬼神,我希望有神仙能给我们带来好吃的东西。在西边的破园子里,板栗树下有棵矮矮的桃树,我和家叔、海子也虔诚地敬过桃树神:一棵桃树下,点两根蜡烛,燃一炷香,三个孩子同时跪下作揖叩首,后来还在家里的面瓮里偷取些面,和点水,在一块片石上烙馍,准备献给桃树神,希望桃树神赐给我们好多好多的桃。(四)我四岁时母亲病故,我从未感受过母亲的爱,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渐渐地就有了胆小口吃的毛病,同时也养成了啥事不敢出头的小绵羊的性格,那真是《屠夫状元》戏里的屠夫——看惯了人世间的眉高眼低。记得有一次,村里一个在西安当工人的哥回来了,我们几个孩子都想拉拉他的手,我在西门场边刚拉了一下他的手,他不耐烦地甩了一下就走了,那不屑一顾的样子永远不会忘记。至今我很感谢北头的三婆、七婆和九婆,我在她家借镢头铁锨等东西,当我笨笨磕磕说不出的时候,她们会说“平娃要啥你在后头取”,给我的表达省了好多麻烦。苦焦的家乡,卑微的自己。这是我产生一种想法——“我要走出”这片没有希望的地方,走出这没有人瞧得起我的地方。当时给哪里走呢?穿着绿色的军装站在边防哨所,是我最美的愿望,但当时的条件是独子不能当兵。加上我当时口吃的非常厉害,如果要我表达一个”报告”或答应一个“到”字,那真是要费好大力气的,因此当兵这个萌芽还没有长出就被扼杀了。祖母和父亲对我的爱恐怕是我希望的萌芽了。我记得我只剃过一次头,疼得厉害,后来就是我父亲隔一段时间把我引到土门镇店,掏两毛五分钱让李师为我理“洋楼”。曾记得父亲为我买了口琴叫我吹《东方红》,当时连个调子都不懂,结果吹了几天口琴也被他人偷走了。父亲还给我买了一个精致的黄铜小手枪,也被人偷了,可见我是个看不住“摊儿”的孩子。后来,我学会了滚铁环,更学会了下坡“套着滚”的技术,不慌不忙,稳稳当当。不久,还羡慕上了人家打乒乓球,但没有球拍,只能用书或一片小木板来打,盼着谁家伐倒树木,我能从上边锯两个球拍,该多好啊!(五)对文字乃至对文学有兴趣,是从剧本《梁秋燕》开始的。我家别的书都是后来才有的,只有《梁秋燕》是我读的第一本文艺书。“我给他的衣服使过洋碱,洗得净净给他穿”,这好像是秋燕对春生的几句唱词,真实,质朴,流畅,且有浓浓的爱情。由此,我对文艺有了喜欢的倾向。我可以晚上不吃饭去邻村看一场电影,常比父亲拽住胳膊让我吃了饭再和他一块去。十四五岁,晚上还和海子等伙伴去十几里路外的水磨头村看戏。看戏回来,第二天放学后就演戏唱戏。给石头墙缝里塞上两根棍,用被单两边一挂就是戏台。家叔爱装旦角,海子爱唱胡子生,我“狼学狗没后音”随便喊喊,一看大人回来就避走咧。曾记得一次,叔父拉架子车回来,戏台挡住了去路,他生气地拔出棍扔出老远,把当做布幕的被单也扔不见了。后来,受电影的影响,爱上了打仗。我们用雨衣搭成前线指挥所,一会儿指挥所在南城,一会儿指挥所在西城大坎。把废电池掏空做成望远镜,用纸包着土、灰做成手榴弹。将葛条蔓蔓绑在一个一个树上当电话线,大雨不回家,晚上不睡觉,害得大人到处找。当时碰上文革,书籍少的可怜,只有毛主席诗词三十八首,我将其背得烂熟,提起第一句,我能背出全文。后来在课本之外,我读了不少的小说书。由于是借书读,一夜看完《红岩》,一夜看完《苦菜花》,常常是走马观花,略知一二。奶奶在煤油灯下纺线,我就在奶奶的浆水菜碗旁看书,第二天早上起来,流出的鼻涕都是黑色的。奶奶常教育我说,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由此我更爱读书。有时放学回来帮奶奶做饭,一边拉风箱,一边看书,巷里人见了,送我“小秀才”的绰号。(六)最早上学的地方是菩萨庙,一个砖头门楼,进去后有东西两个厢房,西边是储藏室,东边的一间是教师办公室,走过一条窄窄的石径,就到了我们的教室,教室东侧有一排土台,土台上还敬着一排神像。每天早上,先进行早读,学生们不看书,头看着房梁上的鸟,念着“a,o,e,y,w,u”、“日月星辰、山石田土”等句子。教师是新栗村的周省老师,有一次不知因啥问题周老师批评我,我想不过威胁老师假装要自杀,周老师把一个刃片刀子放到我肩膀上,狠狠地收拾了我,我想不过。文革中批判“师道尊严”,我和家叔、振安、和平、康荣几个组织了我村一帮学生敲锣打鼓去新栗村给周老师贴大字报,用大字报遮盖了他家的窗子。后来,学校移到南城上,教师又增加了李忠孝、高景两个人。李老师很认真,手把手教我们写字,并要求我们“一笔一划不潦草”。高景老师后来不从教了,但对我始终偏爱有加。最不能忘记的是,户里有个二锤子哥,让他监督同学们午睡,他看我没午睡向前看,便用一个长棍从教室第一排射到最后一排,将我的嘴唇打破了,流血,肿胀了好多天。有一天放学后,陈家坡七爷把我们娃们挡住,要我们学他的顺口溜:学校门,一条渠,先生养了一群驴,大驴小驴都跑了,剩下老驴一条了。我们一听是骂人的都不说。这时,他用长长的旱烟袋在地上写了三个位置像“品”字型的“已”字让我们认,我们没见过这个字,那能认得,他哈哈一笑说:“看你们闷(笨)的,这叫更更更”,并仰起头学了一下公鸡叫鸣的样子,惹得我们都笑着跑了。后来,上四年级了,我们去下庄小学上学。下庄小学位于下庄村北,朝西是大门,朝南是小门,小门紧贴下庄三队住户的后石墙,出了小门,便有一座小庙,住着姓苏的人家。校长是杨军老师,大背头,教地理,上课的第一个动作,便是用粉笔画一个大大的中国地图。教育主任是常守信老师,年轻,帅气,精干,学生们都怕他。教音乐的是漂亮的范景霞老师,声音好听,脚踏琴踏得很好,还给我们编排《北京的金山上》的舞蹈。班主任是高萍芳老师,大个,有力,曾经把学生和桌子一块拉出了教室。对诗歌的兴趣好像就是从四年级开始的,当时有一篇诗歌课文非常好:“发了芽的榆树,得了雨水更茂盛。孩子见了母亲,怎么能不亲近?红花长在绿草里,草原显得更美丽。这是我一生的光荣,和毛主席坐在一起”。自那以后,我爱上了诗歌,爱上了语文。五年级语文老师是沈器庭老师,他叫我们用“改造、改善”造句,别的同学造不出,我给他用“改造、改善”写了两短话,受到沈老师的啧啧称赞。不知咋的,我最爱穿白色的袜子。有一个在四年级发生的故事至今令人发笑:先一天是礼拜四,我请假没上学,有一个大王家的桂贤同学也没有上学,星期五我们刚一到教室,同学们发现我俩都穿的白色的袜子,便说我们昨天见面了,搞得我俩脸上烧烧的,红红的,真正是羞涩的火焰。1966年,我参加了户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晚上住在文庙的麦草铺上,白天听积极分子谈活学活用的体会,这一次,也算南山坎走进了户县城。1967年小学毕业,1968年就在下庄学校上了初中。整天写大字报,批牛鬼蛇神,记得数学只学了正负数和渠道测量。当时太想参加臂上戴红袖章的红卫兵,人家领导认为年龄小而拒绝。下半年回到我村上了附设初中班,杨纯义老师教语文,常夸我作文写得好,说我将来是个坐办公室的“好料”。后来又转到下庄学校上初中。最难忘的是两个老师,一个是姚士新老师,他教语文、体育,又是我们的班主任,一口的汉中话,特别是体育课,笔直的身体,娴熟的动作,再加上篮球八级教练的身份,我们羡慕得很。还有一个是校长秦维鼎老师,瘦瘦的,大个子,眼睛炯炯有神,平时穿中山装,冬季常穿个毛毛领,他给我们教中国历史,上课不看书,拿两个粉笔,讲得滔滔不绝,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在1969年12月初中推荐上高中的表上,他把写好的评语给我看:“该生品质优良,学习勤奋,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同意推荐”。作者简介
耿朝晖,男,1953年10月出生于户县。1973年2月参加工作,1976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为西安市作协会员、陕西省作协会员,出版有诗集《青春的握别》、《世纪的约会》,散文集《不老的乡情》等,先后创作大型文艺晚会、大型文体活动主持词,电视节目解说词,散文、诗歌、报告文学、评论等200万字,数十篇作品及教育、群文论文获市以上奖励。2014年,获“全国书香之家”称号。解说的节目《终南山下渭水流.户县龙窝酒》上了央视4频道。现为鄠邑区作协名誉主席、《鄠邑文艺界》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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