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想家|中国人为什么总是拿男女生殖器作为骂人的武器?

这些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的最大快乐都来自于生殖器。
下面先说三件事:第一件事在一次高中同学的聚会上,我怀着十分美好的心情和当年跟我同桌的一位女同学聊起了天。这位女同学打扮得非常时尚,看上去十分养眼。同学们都对她那身新颖别致的服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说她的服饰正好衬托出了她潇洒飘逸的气质。然而,我在跟她聊天的时候,她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吐出一些粗话,特别是谈到她和单位一位同事的矛盾时,更是粗话连篇,居然连续使用“老子”、“狗日的”、“龟儿子”这样的词,我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直觉得跟这样的女人聊天,无异于吃了一只苍蝇,让人作呕。我真不知道我这位性格内向的女同学怎么会变得如此粗俗。第二件事一天中午,我下班回家,在路途中,我看见一家美容美发中心的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可谓里三层外三层。我颇为好奇,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两个漂亮女人在吵架。她们骂人的语言非常粗俗,不堪入耳。骂人的样子也十分凶狠,令人反感。我仔细听了一会儿,才知道这两个女人原来是一对情敌,她们在美容美发中心美容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对方,其中一个指桑骂槐,惹怒了另一个。就这样,两个爱美的女人对骂起来,她们唾沫四溅,犹如两条狂吠的母狗。周围看热闹的人越聚越多,但没有一个人前去劝一劝,有的人还在旁边起哄。两个“美人儿”便在这种居心不良的起哄声中围着对方的生殖器越骂越起劲,越骂越恶毒,最后还动手打了起来。第三件事我家邻居是一位单亲妈妈,三十多岁,人长得漂亮,又非常爱打扮。她有一个儿子,在念小学,母子两人平时都不爱与小区的人来往,喜欢独自玩耍。有一天,儿子回到家里伤伤心心地哭了,这位单亲妈妈感到奇怪,便问儿子发生了什么事。儿子说楼下的几位同学欺侮他,把他的书包扔到垃圾桶里,还对他口水。她听了火冒三丈,冲下楼找到那几位同学就骂,把人家的上八代下八代骂了个遍。几位同学的母亲知道后,一窝蜂跑出来和她对骂,一场粗俗下流的口舌之战就这样发生了。像这种穿着最新潮的服饰,化着最流行的浓装而说话粗俗下流的女人在生活中时有可见,她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把说粗话、脏话当作一种时尚。我承认刚开始听到这些污言秽语时,总会感到血脉喷张,痛心疾首。我一直视为非常神圣的女人形象在我心中也轰然坍塌。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问自己:“这些女人究竟怎么哪?她们那么漂亮,那么迷人,怎么又那么粗俗,那么下流呢?”后来,读了一些专门研究骂人的文章,特别是鲁迅先生的《论国骂》,知道了骂人是有传统历史的,今天的骂人现象是一种文化传承罢了,心里似乎豁然开朗了,不再因为听到那些骂人的话而愤慨了。鲁迅先生把这种骂人的脏话辛辣讽刺为“国骂”。他说:“无论是谁,只要在中国过活,便总得常听到‘他妈的’或其相类的口头禅。我想:这话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国人足迹之所至罢;使用的遍数,怕也未必比客气的‘您好呀’会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说,牡丹是中国的‘国花’,那么,这就可以算是中国的‘国骂’了。”是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分为不同的方言区,因此,各地的脏话也存在一些差异,比如:“他妈的”(北方言区)“操你奶奶”(北方言区)“丢你妈的×”(粤方言区)“叼你阿咪(姐)”(粤方言区)“ri你妈的×”(北方言区——西南地区)不过,这些骂人的话都有两个共同点:其一,辱骂的对象,都是生儿育女的女性一一母亲、祖母或姐妹;其二,攻击对象都是她们的生殖器一一女阴。脏话,在我国粤语、湘语地区被叫作“粗口”、在潮汕语地区被叫作“粗言”,在闽南语地区则被叫作“歹嘴”。脏话首先是无礼、粗鲁,具有攻击性的。如果一个词语,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失去攻击性,那么它将不再是脏话。但只具有攻击性的词汇也不一定就是脏话。哲学家丽贝卡·罗奇(Rebecca Roache)给出了“脏话”的定义:脏话除了包含攻击对方这一元素外,通常还有其他特征。比如,发泄人们特定的强烈的情绪。另外,脏话也离不开禁忌文化。换句话来说,就是不适合公开谈论。那么有什么东西是不适宜公开随意谈论的呢 低俗、猥亵、性、和宗教。研究表明,一个孩童在6岁甚至更低龄就开始说脏话,而一个人一天平均每说80-90个字时,0.5%至0.7%是脏话。我们所说脏话的多少,取决于我们说话的多少。人人都说过脏话,却又对它嗤之以鼻。电视、出版商禁止使用这类词汇。父母可以随意说“操”,却转身严厉批评自家的小孩,不允许他说半句脏话。在语言学界里,语言学家们曾一度“选择性”地忽略脏话,直到近半个世纪才开始着手研究。其实,脏话的起源,可追溯至《战国策·赵策》中《秦围赵之邯郸》一文。“周烈王崩,诸侯皆吊,齐后往。周怒,赴于齐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东藩之臣田婴齐后至,则斫之!’(齐)威王勃然怒曰:‘叱嗟,尔母婢也!’卒为天下笑。”这段话的意思是:已经走下坡路的周王朝,不自量力,对后去吊唁的齐威烈王抖威风,而齐威烈王却不把周烈王放在眼里,以“尔母婢也”叱之。“尔母婢也”就是“你妈是贱人”或“你妈是下等人”的意思。在封建社会里,骂王室成员的母亲是下等人,当然是不能容忍的。在民间,一般人的母亲大都是下等人,所以这句话在民间并不算骂人。因此,当这句骂人的话由宫庭传至民间时,便有人借汉字异字同音的方便对其进行了技术改造,“尔母婢也”变成了“尔母bi也”。其语法结构由原来的“你妈是……”变成了“你妈的……×”。这样一改,骂起人来显然比原来杀伤力大得多了。有关历朝历代对脏话演变的贡献,鲁迅先生的《论国骂》均有论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我就不再引述了。今天的人骂起人来相比过去要丰富精彩得多,对国骂文化的繁荣那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用句时髦的话说,那叫国骂全方位升级,有人把它的表现归纳为:由女性生殖器延伸到男性生殖器,由中年女性辐射到老年青年女性,由骂人模式到亲热模式随意切换……比如,从“你妈”到“你妹”,从“×人”到“屌人”从“他妈的”到“他奶奶的”,再到“TMD TNND”……更了不起的是,今天的人骂起来人还能举一反三。比如:生殖器被用来当问候语:“好久不见,屌人去哪了?”生殖器被用来当形容词,用作谓语:“这个电影很屌哦!”生殖器被用来当感叹词:“屌得了!钱包被人偷了!”生殖器被用来组合名词,特指某一人群:“屌丝”。如此等等。至于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用脏话骂人,也有人研究过。做出的结论是:一、在男权社会男人爆粗口,籍此产生征服感,确立性别优势。在女权时代女人爆粗口标志男女平等,确立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二、在大老粗成为主流审美的年代,生殖器辱骂是一种时尚,一种否定封资修的革命姿态。用南大何如先生的话说,就是“狼窝里要学会狼叫。”脏话中最常见、最具威力的是和生殖器有关的词汇。为什么涉及性器官的表达会变成低俗下流?为什么涉及其他器官的表达不会?因为这与社会文化对性的管制有关。大部分人都认为性是私密的,下流的,不适合公开讨论的,甚至是令人难以启齿的。露丝·韦津利(Ruth Wajnryb)在《脏话文化史》亦提出疑问:一个表示女性生殖器的字为何如此具有力量?传统观点认为,女性生殖器隐蔽,所以和“狡猾”、“不光明正大”有关,进而延伸到“坏”和“邪恶”。有人认为:史前人类把性器、性交和生殖作为偶象来崇拜,是一种纯真。随着文明发展,它“渗透”到我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或艺术形式中,成为中华古老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人类精神活动的瑰宝而存在。然而,它的另一个极端——性轻蔑与“国骂”的产生,则是性崇拜的异化。“性轻蔑”,指用男性阳具时非语言手势,表示侮辱或轻蔑的动作。在下流社会中,当两个人发生了争论,认识统一不起来的情况下,其中一个人表示否定或蔑视对方的意见,就一边把右手的中指拇在对方面前甩了甩,一边瞪着眼说“你挨毬”,这就是性轻蔑。性轻蔑是阳具崇拜或性交崇拜的变体,通常在男人中使用,少数女人也同样可能使用这个手势。性轻蔑有极大的侮辱性,常常引起斗殴。阳具在受到疯狂崇拜的时候,曾被认为是造物主本人的象征,尊为“开拓者”或“有力者”,《圣经》把上帝耶和华说成是开拓者。解剖学家把阳具称为“悬垂附属器”,古腓尼基人称它为“垂直者”,后来有了“垂子”这一称谓。或许认为它是男人最隐私、最不能见人的部位,又被称为“鸡巴”、“卵子”、“毬”。在一些方言区的口语里,把“鸡巴”作为形容词来修饰另一个词使用。如四川温江地区“非鸡巴痛”,表示疼痛之剧烈,“喷鸡巴臭”说明臭气之浓厚。其次,有人用“毬”这个词表示不满。由于性文化是一种禁忌文化,而涉及生殖器的脏话打破了禁忌,让说话者本人产生逾越道德伦理和征服对方的快感。对一个愤怒且具有侵略性的人来说,使用涉及生殖器官的脏话变成征服弱者(即对方)的象征。比如,“F-”(译者:fuck,中文:操,干)在很多语言中都有相似的功能。一个人对另一方说“我操”、“我日”、“我干”,并非真的要去发生这个行为,而是在使用这个动词所带来的权力,达到威慑对方的效果。如果再往前追溯,就能发现其实与父权社会里男性拥有绝对权力有关。在父权社会中,男性是征服者,手握大权,而女性与之相比较而言,是被征服者,是力量较弱的一方。“我操你”背后的隐藏含义是:我是强者,你是弱者,我比你强,我可以征服你,你只能臣服于我。这些人从精神上到肉体上的最大快乐都来自于生殖器。一般认为处于社会底层、缺乏教育、或者语言能力不佳的人更喜欢说脏话。但是兰卡斯特大学在2004年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打破了这一传统观点:比起过往,虽然整个社会正在逐渐减少使用脏话,但是上层社会说脏话的人远比底层的多。研究表明,人们说脏话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表达生气、厌恶、憎恨、痛苦的情绪,有效缓解心理上的痛楚。英国基尔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理查德·史蒂芬(Richard Stephens)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证实了这一理论。他让每个志愿者将一只手放入冰桶里,看看最长能撑多久。为了缓解冰水给志愿者们带来的刺痛,理查德·史蒂芬教授指导志愿者们不断地重复说一些脏话。但在其他时候,他只让志愿者们反复说一些中性词,比如“木头”或“棕色”这类词汇。实验结束后,他将两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说脏话的人比说中性词汇的人,平均能够多撑40秒。事实上,当人脑的语言系统被剥夺时,只有脏话能保存下来。1843年在法国,有一位牧师在中风之后,只会说两个字:“我”( je)和“操” (foutre)。19世纪,一个叫R.N.的病人患有语言障碍,只能说六组字词:“恩”,“是”、“是的”、“不”、“屎”、“去他妈的”。理查德·史蒂芬从人体机制的角度推测脏话的存在是合理的:大部分的语言系统存在于大脑皮层和左脑具体的语言区域,但脏话,与常规语言系统不同,存在于大脑更原始、未发展的部分。由此看来,那些主张废除脏话,或者对其嗤之以鼻的人要大失所望了。因为脏话的存在与人体大脑的某个原始区域密不可分;其次,只要社会对性文化的管制、父权社会男性权力的影响、以及尊敬长辈、宗族的传统依然存在,涉及生殖器的脏话就会一直伴随我们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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